天运天运注册天运平台天运测速在中国A股市场20余年历史中，从“银广夏”、“蓝田股份”到“万福生科”、“绿大地”，财务造假案件层出不穷，而2014年10月“獐子岛”第三季度财务报表又突然出现“黑天鹅事件”，价值8亿元的扇贝遭受灭顶之灾。这些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属于农业类上市公司。而这绝非巧合，其中存在一定的必然性。
农业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案件频发主要应归因于农业企业自身的特点。相比较工业企业产品的价值可能高达成千上万元，单位土地或水面能生产的农产品和单位农产品的价格都是十分有限的。当然，名贵中药材或是珍贵的海产品的价格也可能十分昂贵。因此“银广夏”当年就造就了天价中药材的神话，而“蓝田股份”则造就了鱼鸭养殖每亩产值3万元故事。但是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名贵中药材的贵体现在物以稀为贵，它的生长需要特殊的自然条件，能够大规模种植或养殖的东西一定不会是昂贵的。但投资者的决策的标准则在于公司是否能够实现快速增长，因此造假成为农业上市公司迎合投资者需要的唯一选择。当然，农业类公司造假还有一些它得天独厚的条件。第一，一些珍贵中药材或者农产品的价值较难计量;第二，农业企业与农户之间的交易大多为现金交易，这为做假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而水产养殖业生物资产更是生物资产中最为特殊的一类。相比较其他资产对于价值的计量主要难点在于金额的确定，水产养殖业生物资产由于其具有生长期较短，多数在深海中的特点，其计价的难点则更侧重于水下存货数量难以准确估算，质量难以检测，以及自然风险的影响披露。“蓝田事件”也正是利用生物资产难以计量的特殊性来虚增巨额资产和利润。因此水产养殖业生物资产的内部控制研究也越来越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难题。
2014年9月15日至10月12日间，獐子岛按制度进行秋季底播虾夷扇贝存量抽测，发现部分海域的底播虾夷扇贝存货异常。10月31日，獐子岛第三季度报表显示因遭遇北黄海异常的冷水团，公司决定对105.64万亩海域成本为7.35亿元的底播虾夷扇贝存货放弃本轮采捕，进行核销处理，对43.02万亩海域成本为3亿元的底播虾夷扇贝存货计提跌价准备2.83亿元，扣除递延所得税影响2.54亿元，合计影响净利润7.63亿元，全部计入2014年第三季度。[1]一夜之间獐子岛从一支连续盈利的绩优股转为巨亏8亿元、导致大量个人投资者和包括社保基金在内的机构投资人巨额损失的黑洞。
在2010年獐子岛底播面积大扩张的一年，獐子岛开始尝试在45米以上的深海进行底播，并且一开始就实行了大面积的撒苗，2010年底播面积达到40万亩、2011年底播面积68万亩。但我们根据《海阳海域虾夷扇贝养殖技术》介绍，虾夷扇贝“自然分布于盐度较高，无淡水注入的底质坚硬，淤沙少和水深不超过40米的沿岸海区”。45米的深度其风险远远高于了一般水产养殖企业，目前我国水产养殖企业对该海域的气候和海水条件普遍缺乏了解，即使如此，獐子岛在未进行充分勘探论证的情况下，就对未知邻域进行大面积的投产，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2013收货的虾夷扇贝是2010年投产的部分，2010年相比较2009年底播面积和累计确权海域均增加约一倍，可收货年份的虾夷扇贝营业收入却不增反降。接下来2011及2012年投入确实已开始大幅萎缩，也许是獐子岛认识到了自己盲目扩张决策所带来的风险，但关于这一风险却至始至终都未在其财务报告中做出任何风险提示披露，企业也没有加强深海底播海域监测予以防患。而接下来2014年到了收获2011年扇贝时却出现了冷水团事件，该事件是必然还是偶然仍是未知数，但如果当时獐子岛未盲目做出45米以上深海底播决策，也许损失就不会如此严重。
2012年獐子岛公司前高管曾对獐子岛的存货内部管理进行检举，称獐子岛存在“公司治理混乱，业务员违规操作”和贝苗播种不足等情况，甚至存在业务员与个体苗户串通，将贝苗里面掺杂砖头的现象。该案件的虽然最终得到了解决，但却显示出了獐子岛消耗性生物资产投产阶段监控缺失，从獐子岛的管理层构成来看，其属于家族控制企业，具有家族控制企业用人唯亲，缺乏生物资产投产质量数量方面监控的弊病。而从时间上来看，扇贝类生物资产的生长周期为三年，2014年损失的这一批扇贝恰恰就是2011年和2012年投产的扇贝当时投产阶段存在问题的扇贝。
从獐子岛公司历年的财务报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该公司为了证明公司具有防范冷水团风险的能力，曾在2012年和2013年的年报意强调，“公司在獐子岛海域构建了北黄海冷水团监测潜标网，对底层水温变化实施24小时不间断监测，提升了海域环境监控能力”。也就是说，一旦扇贝养殖区域的海水温度发生变化，獐子岛第一时间就能掌握相关信息，并及时做出危机反应措施。但事实上遭遇了冷水团事件后，该预警措施完全没起到任何作用，形同虚设。
除此之外，按照獐子岛公司的生物资产存货管理规定，其每个月都有对苗种生产情况的调查，从外部取证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指出2014年1～8月份的水温波动幅度高于历年平均水平，水温日变化频繁且幅度较大将对虾夷扇贝生长、存活产生较大影响。如果1～8月真有冷水团事件发生，那么在2014年獐子岛的月存货抽测中，獐子岛应该就能够有所发现。但无论是第一季度的报告还是半年报中该公司并未对该事项进行披露。
水产养殖业的存货监盘历来就是内审和外审中的一大难题，底播虾夷扇贝，在会计上难以清点实际种苗数量，因此一般直接按照采购清单的数量入账，而底播后其存货数量的监盘变得更加难以控制。底播养殖这种粗放的养殖方式加上海上养殖极高的专业性与复杂性，使得具体存货数量难以实现第三方审计检测，审计师实地考察，用抽样样本来推测整体样本。这种方式下的审计很难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准确。
有关资料显示獐子岛的虾夷扇贝、海参等海珍品的播种密度是参考日本海产品播种密度来的，即约5500枚/亩。而獐子岛最大供应商壹桥苗业招股说明书上显示的苗种销售价格波动情况来看，獐子岛自上市后，虾夷扇贝等苗种的价格约上涨10～20%。如果养殖密度不变的话，那么单位面积的存货金额相应上升10～20%。2006年6月末獐子岛播撒在海底的消耗性生物资产为2.17亿元，到了2011年末底播的消耗性生物资产为17.98亿元。单位面积的存货金额增加了91%，扣除掉价格因素，那每亩播种密度至少上升了70%，这已经超越了海产品播种的极限。
从獐子岛事件我们可以看出獐子岛对于消耗性生物资产的风险并非没有控制，公司制定了在每月调查与“24小时不间断监测”的双重监测系统，理论上这种风险监控系统对于传统水产养殖企业而言已经较为完善，但在冷水团事件的考验下，该内部控制系统却显得不堪一击，不仅企业对于风险毫无预警应对能力，而且对于企业内部可能已经识别的风险，在风险披露方面也有很大漏洞，存在隐瞒重大不利消息的嫌疑。对于这种问题企业应当对自身内控的实施环节进行自查，防止内控系统流于形式。
由于水产养殖业的专业性和存货难以盘点的复杂性，单纯依靠自上而下的调查和审计工作很难做到一网打尽，外部第三方对企业的监督效果始终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建议应在水产养殖业企业内部建立和完善内部人举报制度，激励内部知情人士主动举报公司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像獐子岛这样的家族管理式企业，更是需要切实做到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防止企业内部家族高管利用权力操纵存货，关联交易等事项的发生。并且对于一些企业内部已经识别出的风险也应该及时做出风险提示披露，以引起中小投资者的注意。
随着《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的，公允价值的使用在企业中变得越来越广泛。而《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中对于生物资产的后续计量方法中也有公允价值计量方法。从长远来看以水产养殖业生物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取代历史成本计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用公允价值对水产养殖业生物资产计量能更好地反映企业当前的财务状况，更符合实物资本保全的要求，更有利于提高财务信息的相关性。只是以我国目前水产养殖企业的状况来看，第一，活跃市场确实难以形成，公允价值难以计量;第二，盲目的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可能会对财务报表的真实性产生更大的危害。因此我们认为这种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中对减值准备的规定：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不得转回，公益性生物资产不计提减值准备，而消耗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后，如果消耗性生物资产减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减计金额应当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水产养殖企业的存货如扇贝大多属于消耗性生物资产，根据准则规定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减值准备可以转回，水产养殖的存货的价值本身难以确认和计量，而农业企业的利润正常情况下普遍较低，很容易陷入两年亏损ST，三年停牌，四年退市的困境，而该项政策会给想要造假的农业企业留下了很大的利润操纵空间，如当年的蓝田股份就曾试图通过该项会计准则给自己的财务报告“洗个大澡”。因此我们建议在准则制定中适当考虑水产行业的特性，对于部分消耗性生物资产做出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不得转回的修订，以减少财务舞弊事件的发生可能性。
生物资产是指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对于其在会计上的后续计量主要有采用成本模式和公允价值模式两种计量方式。在我国，处于不同生长阶段的各类生物资产尚缺乏成熟的市场，公允价值有时难以取得，因此，生物资产准则规定一般采用历史成本对生物资产进行后续计量。而在后续计量中就生物资产减值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对生物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生物资产准则中的规定比资产减值准则中规定的有所简化，主要是考虑到生物资产与其他资产相比具有显著的特点，即生物资产本身具有自我生长性，又是短暂的减值可能会通过以后的自我生长而得以恢复其价值，特别是林木资产生产周期短则几十年、长则上百年。因此，生物资产准则对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减值采取了易于判断的方式，即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对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进行检查，有确凿证据表明由于遭受自然灾害、病虫害、动物疫病侵袭或市场需求变化等原因的情况下，上述生物资产才能存在减值迹象。具体来说，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通常表明可变现净值或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发生了减值：
例如：2011年8月，某企业的橡胶园曾遭受一次台风袭击，12月31日该企业对橡胶园进行检查时认为可能发生减值。该橡胶园销售净价总额为1200000元，尚可使用5年，预计在未来5年内产生的现金流量分别为400000元、360000元320000元、250000元、200000元。在考虑有关风险的基础上，该企业决定采用5％的折现率。该橡胶园2011年12月31日的账面价值为1500000元，以前年度没计提减值准备。
农业科研单位由于其业务性质，经常发生有关动植物的购买、处置及其他相关支出业务。在新《规则》施行前，国家颁布的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体系中没有对动植物资产的定义及核算做出专门规定，各单位在处理有关动植物业务时主要依据《制度》对其进行确认、计量及记录。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动植物用途不同其经济实质存在差异，例如有的动植物是作为抗药性等实验对象购入，其生命周期短、使用后没有再回收利用的价值，经济实质为消耗性；有的动植物是为研究遗传基因性状等科学实验目的购入，生命周期较长，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孳息及使用后动植物体继续存在经济价值，经济实质为生产性。由于没有关于对动植物资产进行定义及分类的统一规定，不同单位在处理相同的业务时往往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导致会计信息缺乏可比性；有的单位对动植物资产在购入时直接列支，对于生命周期较长、单位价值较高、数量较大（如:牛羊、林木等）的生物资产只做备查登记，无法客观真实的反应资产情况，形成账外资产，会计信息失真。
为克服在现行事业单位财务会计规范体系下核算动植物资产业务中存在的弊端，对动植物资产进行统一的定义、分类十分必要。2006年财政部了《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对企业生物资产会计核算进行规范，该准则将生物资产定义为“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并将生物资产分为三类，（1）消耗性生物资产，是指为出售而持有的、或在将来收获为农产品的生物资产。（2）生产性生物资产，是指为产出农产品、提供劳务或出租等目的而持有的生物资产。（3）公益性生物资产，是指以防护、环境保护为主要目的的生物资产。对各类生物资产的核算做出了具体要求，将消耗性生物资产列为流动资产核算，将生产性生物资产、公益性生物资产列为非流动资产核算。笔者建议在修订事业《准则》时可以参考企业《准则》中对生物资产定义、分类。对于农业科研单位，由于其单位性质及业务范围，会计核算中只涉及到消耗性生物资产及生产性生物资产。生物资产由于其具有生物特性，其价值增减方式与其他资产有显著区别，将生物资产与其他资产区分并分类核算十分必要，建议增设消耗性生物资产及固定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科目进行专门核算及在资产负债表中单独列报。
(1)账外生产性生物资产。①对符合固定资产确认标准的生产性生物资产按固定资产管理，借：固定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贷：固定基金。入账金额一般情况下按照取得时的成本计量，对于自行营造或繁殖的生物资产，有确凿证据表明其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则可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但我国目前还没有完经的农业资产评估准则，尤其缺乏对动物的评估理论与方法，通常以市场价值代替公允价值，运用市场法对不同生长阶段下的生物资产价值进行合理评估。对于没有市场参照物或评估依据的珍稀生物资产可以不评估，也不按成本模式计量。可以在财务报表附中说明。②对不符合固定资产确认标准但大批同类购进的生产性生物资产按其买价款、相关税费、运输费、保险费以及可直接归属于购买该资产的其他支出借：固定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贷：固定基金
加强物资计划管理是物资部门采购和供应工作的基础，根据计划管理进行有计划的采购和供应，加强归口管理、净化采购渠道，实行集中采购为主，分散采购为辅的采购模式，可以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目的。为了准确掌握生产建设物资总需求，合理组织货源，有效使用流动资金，发挥规模经营优势，努力降低材料采购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物资供应部门必须加强物资计划管理工作。物资计划管理是依据仓储量、用量、价格等制定的，是以季度计划为时间标准执行的，是考核计划执行情况的主要依据，通过计划管理，发挥物资供应部门的主要渠道优势，规范市场主体物资计划采购行为，提高供应环节的经济效益，及时均衡地保证企业生产建设的物资供应，实现最少的资金占用和劳动消耗。
物资采购方式多样化。煤炭行业现阶段的物资供应体制决定了应转变原有的观念和采购模式，将供应与需求关系从简单的买卖关系向双方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转变。传统的采购方式无法解决一些涉及全局性、战略性的物资供应问题，而基于战略伙伴关系的采购方式就为解决这些问题创造了条件。共享库存资源、降低采购风险、降低采购成本以及准时化采购是战略伙伴采购方式在采购中带来的益处。招标采购。其优点在于能在大范围内的筛选合格的投标供应商，竞争性更强，同时也可避免商业贿赂行为。大宗物资采用招标采购方式，可以大大节约采购成本，规范采购行为，提升采购的透明度。定向采购。定向采购是物资采购部门依据供应商评价体系评定合格供方，形成合格供方名单，确定各类物资的定点采购供应单位，建立企业的资源市场准入制度，最大限度压缩中间供应环节，加大生产厂家直供比重，并对定点供应商实行动态管理，做到优胜劣汰。
加强物资采购过程的监管。对物资采购建立全过程监督机制。物资采购全过程监督是指对采购前、采购过程中和采购完成后进行的监督。从采购计划的制定开始，到采购物资的结算完毕，其中对计划下达、价格咨询、采购方式确定、签订合同、物资验收、货款结算等六个环节进行全程监督。对计划的监督主要是保证计划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对价格的监督主要是看是否进行了货比三家、价格是否合理；对合同的监督主要是考察其合法性和公平程度；质量监督是保证验收过程不降低标准，不弄虚作假；付款监督是确保资金安全，按合同履行。把监督贯穿采购活动的全过程是确保采购管理行为规范和保护企业自身利益有效途径。
建立标准、规范制度。首先要制定和完善各项物资管理办法，规范物资领用发放管理程序及二级库的收、发、存管理规定；建立交领新制度、定量限时控制制度、物资消耗去向公示制度及物资消耗管理考核规定等多项规章制度。对消耗大、价值高的物资实行限额控制。特别是对主材等消耗大，又有消耗定额的物资，要严格限额领料；辅材类材料，要根据同行业、同等条件下单产单进的消耗量，结合当月实际，确定消耗计划，作为控制的依据。配件要根据设备的新旧程度和年度修理计划，有计划地更换零配件，安排好日常维修保养。对一些价格低、数量多的工具、器具要实行交领新制度，丢失折价赔偿。建立公示制度，增强物耗透明度。煤炭企业摊子大，物资种类多，物资消耗也大，物资管理起来很不容易。特别是物资流失问题是一个非常难说清又涉及面很广的问题。因此，治标先治本，可将物资消耗去向列表，从物资领取时间、领取单位、物资名称、数量、价格到领取人全部登记清楚。并在公开的公示栏内公示。物资消耗去向的公示，使消耗公开透明，让职工参与管理变成现实，物资流失、浪费就会得到有效的遏制。还应对计划定额和实际消耗进行比较，节约的要进行奖励。
(1)不是所有的成本费用都可用作业成本法处理,由于物流成本性态复杂,可能无法从一个流程中抽取简单几个活动概括。由于成本动因太多,核算人员往往可以从一个流程中找出二三十个成本因素,导致作业中心过于分散,成本核算过于复杂。同时,在作业成本法中,对于成本分配有些武断。(2)该方法必须具备详细的基础资料,带来较高的管理成本费用。(3)该方法没能考虑时间成本,同样的物流流程其作业量可能相当,但花费时间不同,造成库存持有成本、订单响应成本、缺货成本等不同。(4)该方法未能揭示构成物流成本的各子系统间的相互关系,不利于物流系统总成本的有效控制。(5)容易产生消除非增值作业的错误理念及造成成本效益方面的障碍。
针对这些不足,董雅丽,李长坤(2008)提出了基于时间与作业成本的物流成本核算模型与方法;王玖河,孟祥伟(2008)提出基于成本会计与作业成本法的物流成本核算研究;周敏(2005)提出基于物流作业流程的企业物流成本计量模型;马天山,穆毅(2005)提出活动成本法在物流成本管理中的应用;陈茂强(2007)分析了基于战略的物流成本核算模型(S-S-A);喻文华(2008)提出基于物流职能的成本核算,等等。这些方法在某些方面弥补了作业成本法的不足,但也未能提出一个完整的物流成本计量模型框架和核算体系,基于此,本文提出基于物流服务中心的物流成本划分方法,以便于物流成本计量和核算。
物流服务中心(Logistics Services Center,LSC)的概念是由企业工作中心的概念演变而来,可以将其理解为物流服务单元的统称,它可以被灵活地定义为物流服务过程中的各种实际服务单元,如仓储、运输、装卸等,或者是一个部门或者是一个物流中心等。对于物流服务成本计算来说,物流服务中心是计算直接知识成本与间接知识成本的基础。物流服务中心定义了和物流服务成本相关的归集与分配方法以及具体的公式和参数等。
按此标准划分得到的最小单元即为物流服务中心单元(Logistics Services Center Cell,LSCC)。它是物流企业服务模型最基本的原子结构单元,集成了部分物流服务资源和组织结构,可以执行在其能力属性集范围内的一些作业实例,并在执行作业实例的过程中产生资源消耗。由定义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或者几个基本物流服务中心的组合仍为一个物流服务中心。物流服务中心、物流服务中心单元、物流服务组织及作业的关系如图1所示。
首先,物流服务中心划分具有不确定性。在物流机构内部,其划分不仅取决于物流机构的划分、管理需要等因素,不同物流机构及同一物流机构不同时期的划分也各不相同,而且必须随需求以及物流服务提供方式的改变而调整。物流服务中心划分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意味着一种弹性,它可以根据物流机构的经营战略来确立、取消或调整。
物流服务中心是物流机构运营的活动主体,它对应于物流机构的组织结构,具有不同的层次。根据物流服务中心的服务范围,可将物流服务中心划分为企业级与科室级两类物流服务中心。另外根据其服务特点又可将物流服务中心划分为直接服务型物流服务中心(Direct Service-LSC,D-LSC)和间接服务型物流服务中心(Indirect Service-LSC,I-LSC),如图1所示。
在基本物流服务中心构建时,其大小既与管理的幅度有关,也与物流服务的类型、过程及特点有关,可以靠经验来设置,但划分时一定要谨慎:一方面要避免基本物流服务中心过小、数量过多,以避免过多的不必要的信息传递;另一方面要避免基本物流服务中心的活动太多,导致其工作量太大。此外还要考虑到成本计量的方便性与准确性,在保证成本计量准确性的前提下,基本物流服务中心可适当放大。
如果说企业资源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种投入,那么物流服务资源就是物流机构运营过程的各种投入,因此从广义上讲,物流服务资源作为一个概念其外延非常广泛,涵盖了物流机构所有物的实体,如材料、物流设施设备、房屋建筑、人员、资金、动力等,以及物流技术、管理体系、声誉、专营权等无形资源。由前面的物流服务成本的组成可知,这些资源的消耗又是物流服务成本的微观组成部分。
2.物质资源消耗类(或称物质资源类),是指D-LSC内为物流服务直接消耗的流动物质资料以及I-LSC内直接为其他LSC服务所消耗的流动物质资料,以及各广义物流服务中心的固定物质资源。流动物质资料的特点是“当期投入当期消耗”,主要包括物流服务生产、转移、应用所需运输装卸工具、包装材料、流通加工设备等成本,水电费、固定资产日常维修保养费、保险费等。固定物质资源消耗的特点是“一期投入多期消耗”,主要包括固定资产折旧费,物流设备大修费,房屋设备预付租金,其他预付费用等。
将资源风险损失列入一种资源,这是由物流服务成本以及资源风险损失的性质决定的。物流服务行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由于劳动者的流动性大及经验有限性,在物流服务生产与应用过程中难免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如叉车运行过程中不幸撞倒货物或其他员工等。风险一旦发生就会给已投入资源以及未投入资源造成损失,因此资源风险损失类资源实际上是因风险的发生而损失掉的除无形资源外的其他三种资源的总和。其资源的实际投入大小一般来说只能事后计量,但因为风险的发生存在一定的概率,并且在一定程度也是可控的,因此也可对其进行事前事中控制。
高强度的资源利用与持续增加的食物、纤维、能量、材料需求正在导致对地球表面有限自然资源的消耗强度日益增长。当前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利用强度是50年前的3.5倍，超过承载能力的20%[1]。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公布的结果显示，全球60%生态系统已经退化，其中人类活动是主要诱因之一[2]，其影响远远超过了自然存储量和自然界遗传和进化的速度，对后代的需求带来了严重威胁[3]。高强度的自然资源利用使得保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经济增长的矛盾日益突出[1,2,4]。
然而，面对日益退化的生态系统，人类对其控制欲望仍在不断增强，对其服务的需求和消耗持续上升。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和消耗的持续上升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开发性的利用，如城市化；二是半人工化的开发利用，如农田的改造和耕作制度的革新；三是对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耗费式利用，如对草地和森林生态系统的消耗。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人均自然资产最为稀缺的国家之一，也是人均生态系统服务最为稀缺的国家。生态系统服务的合理利用和维护是我国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矛盾核心之一。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影响下，自然资产的储量、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能力都在急剧下降，与此相反，由于生态系统服务产品的无偿或低价消耗，生态系统服务消耗总量却在急剧攀升，所产生的环境效应在生态脆弱区表现尤为突出。例如，在蒙古高原地区过去的30年里，人类为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及其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新的需求，进行了一系列集约化土地利用及草地连续和高强度过牧[5,6]；蒙古族传统的牧场使用方式和生产秩序的巨大变化、以及向半游牧和定居式的生活方式的转变使其生态系统服务消耗结构趋向多元化和高水准[5,6]，致使草地开垦和过牧曾以空前的速度发展，对内蒙乃至整个华北、东北亚的气候和生态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突出表现为由于土地退化、土壤侵蚀和土地沙化引发的沙尘暴灾害，以及过牧、土地开垦和撂荒导致的数倍、甚至百倍的土壤侵蚀[7]。
研究生态系统服务消耗、构建生态系统高效持续消耗模式，有助于把握生态资源合理利用方向，对保障我国生态安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然而，目前对生态系统服务消耗研究仍然十分薄弱，消耗驱动下的环境效应研究还远远不足。因此，生态系统服务消耗研究是资源生态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将在分析人类社会对生态系统服务消耗研究的基础上，探讨生态系统服务消耗驱动下的环境效应及其表现方式。研究对生态恢复和人-地关系研究的延伸和深化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将为我国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和生态补偿机制构建提供科学基础。
以家庭为核心的消费者行为一般与其经济活动投入产出模式及其环境后果相关联，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消费一般也是以家庭为单元，而不是消费者个体。农户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对其消耗模式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总体消耗不仅仅取决于农户数量及其消费特点，还与自然、技术、经济、行为习惯及时间和空间变化密切相关。图1显示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消耗及其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由自然界生产的生态系统服务和产品被农户直接或间接消费，这些生产和消费活动最终都要形成废弃物。对生态系统服务的直接消耗主要是对供给服务和文化愉悦服务的消耗，这些生态系统服务是被人们为了满足消耗性目的（如果其他用户可以获取的产品数量减少）或者非消耗性目的（其他用户可以获取的数量没有减少）而直接使用的。在自然生态系统或人工生态系统中，对食品产品、对作薪材或者用于建筑的木材及医药产品的获取，以及用于消费的动物狩猎都是消耗性使用的例子。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非消耗性使用包括欣赏和文化愉悦（例如观赏野生动植物和观鸟、水上运动，以及不需要收获产品的精神和社会效用）。
许多生态系统服务是被用作生产人们使用的最终产品与服务的中间投入。例如：食物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水分、土壤养分，以及授粉与生物控制服务等。此外，还有一些生态系统服务是对人们享受其他最终的消费性愉悦产品具有间接的促进作用，例如：净化水质、同化废弃物，以及可以供给新鲜空气和洁净水从而降低健康风险的其他调节服务。这类效益主要对应于MA的调解服务和支持服务。例如：人类并没有直接消费土壤形成服务,但土壤形成通过直接影响供给服务的作物生产服务而间接对人类消费产生影响[8]。对能源的间接消费包括用于生产产品和服务的能源消耗，对欧盟11个国家研究发现，间接能源的消费与居民总支出成直线关系，国家之间能源间接消费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一些主要消费项目对能源的消耗上，如食物、休闲娱乐、文化、住房、宾馆和餐饮[9]。研究同时表明，农户对于产品和服务的购买和消费，以及维持农户生活的方式均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政府相关政策对农户生产与消费活动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政策可以通过影响对一些生态系统服务和产品的生产，来进一步影响消耗方式和行为。
净初级生产力（NPP,NetPrimaryProductivity）直接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NPP是植被通过光合作用同化的碳量（GPP）与暗呼吸消耗碳量之差，反映了植物群落在自然条件下的生产能力，并受气候因子（如光、温度、CO2浓度、降雨等），土壤（如营养元素、土壤质地、有机物分解、呼吸过程）和人为因素（土地利用和管理）的影响。遥感技术及数据处理能力的迅速发展和基于遥感观测生理生态理论研究的进展使大尺度生态系统格局和过程的定量、动态观测成为可能。近年来，基于遥感数据的光能利用率模型逐步趋于成熟，这些模型中根据各自模型的结构原理将高时间分辨率的遥感数据（NOAA/AVHRR,MODIS）应用其中，实现了对全球NPP的估算。目前被学术界广泛采用的是生态系统生产力光能利用率模型（VPM）[10]。
土壤保土保水功能包括保持和涵养水源、保持和改良土壤、防止水土流失、固碳释氧、净化空气和防风固沙，是影响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从1970年-1980年代开始，很多学者揭示出影响区域水土保持功能的因素主要有土壤属性、地形与植被。其中土壤属性从机理上主要包括影响土壤渗透性的孔隙度和土壤质地以及影响土壤抗蚀性的团粒性质与有机质含量等。而植被在土壤水土保持中的作用主要是对降雨能量的削减作用以及保水和抗侵蚀作用，常用植被地上部分生物量、植被盖度、植物群落多样性等度量。对草地样方长期定位实验研究证实，内蒙古典型草原植被群落多样性大幅降低，冷蒿及狼毒等日益成为优势种。退化草地土壤表层水分含量明显下降，土壤容重与硬度增大、孔隙度减少,土壤全氮、有机质和全磷含量严重下降。
土壤保持水土功能研究的方法，长期以来主要利用小尺度土壤侵蚀试验观测与小区长期定位实验和土壤样方研究等，主要关注土壤质地、容重、孔隙度、含水量、pH值、有机质含量、主要养分含量、主要微量元素含量以及土壤侵蚀速率等特性和一些表征地表理化性状的宏观参数（如NDVI、LAI、NPP等）的变化[11]。近年来，以定量、精准、快速为特征的同位素示踪、稀土元素示踪、土壤地球化学指标法等地球化学示踪和评估方法应运而生，例如利用137Cs或210Pbex对土壤侵蚀速率、过程与土壤水土保持功能的影响因子等进行地球化学示踪和定量评估[12]，这些研究对摸清水土侵蚀的过程机理起到了重要作用。
社会经济因素以多种形式作用于消耗模式形成。为数不多的研究指出，人类通过对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实际消耗来获得惠益，这种实际消耗取决于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以及消费链各个环节多种因素作用[13]。Curran和deSherbinin[14]（2004）综合研究了影响消耗的因素，发现主要包括政策、人口、经济、市场、消费趋势、宣传、文化规范，以及管理方式。研究表明，保护方法与相应政策的制定是保护环境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然而，单独靠环境政策不会阻止驱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降低的因素。在满足消费的同时，人类可以通过更多地依赖于经济流通、生活方式的选择、市场的结构与功能、当地安全情况及人类的投资、合理消费及改变土地利用方式等阻止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降低。
与此同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空间扩散及供给和消耗区域关联性日益成为影响生态系统服务消耗模式的主要因素。一方面，生态系统过程和服务功能只有在特定的时空尺度上才能充分表达其主导作用和效果，而且最容易观测[11]；另一方面，同一生态系统服务的不同提供者能够在一系列时空尺度范围内提供服务；同时，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利益的大小与生态系统的时空尺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地区级的产品、服务、物质、能量经常是跨区域输送的。近期研究表明，通常情况下，当地消耗的许多产品和服务来源于远近不同的异地，因而，相对于消耗地，生态系统服务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环境影响往往是在异地。Benjamin等强调[15]（2011），在研究供给区与消耗区关系时，定量制图的方法可以起到重要作用，可以在空间尺度通过供给与消耗区的依存性来进行生态系统空间管理，通过科学研究找出当地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的适宜平衡点是生态系统服务朝着可持续生产与消费发展的重要步骤。然而，到目前为止，仅仅少数研究涉及对当地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和异地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学者将其归咎为第一手的消耗数据获取难度较大。对生态系统服务消耗来源分析，可以分别从服务供给端和消费端展开。在服务供给端，根据不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空间扩散机理，应用空间建模方法进行模拟研究；在生态系统服务消耗端，可根据对利益相关者生态服务消耗的调研数据和市场调研数据，确定各种生态服务和产品的来源，以实现对所消耗生态系统服务的来源地和路径追踪。
围绕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消耗的跨区域特征，一些实证研究也在逐步展开。如对蒙古高原生态服务消耗研究证实，消耗模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生态系统服务可利用性、可达性及经济发展水平[16]；虽然人们总在浑然不觉地消耗着景观愉悦服务，但相关的景观与生态过程维持服务直接影响着消耗的程度和范围[17]。生态系统服务因其生产和消耗地域的差异分为原位和移位[18]，如对水源涵养服务消耗很多情况下为移位性消耗，对一定的区域而言，水源涵养服务的消耗指生产满足一定人口的物品和服务消耗所需的水资源，相关研究正在进一步拓展生态服务消耗的研究领域。
经济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的快速变化需要人类改变对生态系统认知和利用方式，同时，人类福祉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态系统服务提供和人类对生态服务的管理利用方式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动态关系。然而，生态服务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尝试优化某一种服务常常会导致其他服务功能的降低或损失。因此，研究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消耗的方式、强度与不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之间组合与相互关系，使得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消耗关系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就显得尤其重要。
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表现形式和影响程度是不同的。这些影响可分为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积极影响包括生态工程、生态评价与规划等有利于生态系统恢复的活动；消极影响包括开发性的利用和占用等可能对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的活动[19]。人类活动方式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是通过改变地球生境、生态系统结构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而引起的。同时，这些影响极其复杂，某种人类活动方式可以影响生态系统的多种服务功能；同样，某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以由多种人类活动方式所导致。代表性的研究揭示出蒙古高原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风蚀速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耕地显著高于草地、林地和灌丛面积的增加降低了土壤侵蚀模数、不同退化梯度和放牧指数对土壤的影响呈现多样性。在黄土高原，坡改梯和退耕还林则增强了该区域的土壤保持功能[20]。
人口日益增长以及经济的不断发展，是导致生态系统服务消耗量增加的主要原因，并由此加大了对生态系统的压力。生态系统压力的大小取决于技术、人的行为、政策、社会体系以及其他综合因素[21]。对某个生态系统服务的消费可能同时引起其它一些服务的变化，例如，通过开发森林对木材资源的消费，将导致水文径流和生态系统功能的变化，前者将直接影响生态系统产品生产和供给（如农业生产及农产品提供），最终影响到农户收入变化；而后者通过影响生态系统生物物理过程和生物化学循环，影响人类所依赖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从而影响人类福祉[22]（图2）。在那些由于过度消耗生态系统服务（如食物和能源）给人类健康直接或间接地造成危害的地方，如果大幅度减少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消耗量，将给人类健康带来很大的益处，同时也能减少对生命支持系统的压力。
消耗生态系统服务和不可再生资源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总消耗由人均消费、人口和资源利用效率决定。减缓生物多样性丧失要求这些因素的综合效应降低。虽然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由于自然原因经历了变化，但目前的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类活动的间接驱动因素引起。特别是由于人口的增加和人均消费的增长造成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消费不断增长（以及化石燃料的使用不断增长），使得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压力持续增加。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的各情景中，预计到2050年人口将增加到81亿到96亿，必然会加剧对生态系统服务消耗数量的急剧增加。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23]，消费者的多样性对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具有深刻影响。总体上，消费者多样性，无论是草食动物还是肉食动物，都倾向于增加该消费者所在营养级的养分和能量利用效率，以及生产力。草食动物可能降低或者提高植物物种多样性，或者没有显著影响，其具体效应取决于生态系统生产力水平和草食动物的大小。捕食者能通过直接抑制草食动物而间接提高植物的多样性和生产力，但这种效应的大小差异很大，甚至效应的方向，都可能随群体内捕食者所占的比例而改变。异速生长法则和生态化学计量学在食物网组分关系研究中的应用将有利于增强人们对消费者－生态系统功能关系的理解。另外，全球变暖和转基因植物对食物网中消费者结构和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也将是未来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除此之外，农户户数变化也对生态系统服务消费带来影响，即使在人口数量出现下降的情况下，随着户数增多，其消费也增加，如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区域，则表现为生物多样性的降低[24]。
生态系统服务消耗及其变化格局驱动下水土资源响应的表现形式和机理正在成为研究的热点。针对生态系统服务消耗驱动下水土侵蚀的变化特点，研究主要集中在界定生态系统服务消耗对水土保持功能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利用农户调研数据分析消耗的生态系统服务来源，定量分析不同梯度和同一梯度内消耗模式对水土保持功能的影响，采用典范对应分析和空间地统计学方法分析植被和土壤的关系，结合137Cs计算生态系统服务消耗影响下土壤侵蚀和土壤流失，并综合分析不同区域土壤质量、土壤水分、土壤种子库及地上植被生物量、盖度、群落多样性等，构建不同消耗模式的环境效应，开发定量模型耦合生态系统服务消耗模式变化与水土侵蚀两大过程，实现不同时空尺度分析，为开展生态系统服务消耗驱动下土壤保持功能的系统研究提供方法和途径。通过分析实现不同消耗模式对土壤侵蚀、土壤水分、土壤重要营养物质等重要理化性状影响的定量估算，揭示各个消耗模式环境影响的过程机理，构建水土保持功能响应消耗的表现形式和综合评价体系，探讨农户尺度和样带尺度生态系统服务消耗模式与水土保持功能变化机理，构建兼顾合理消耗和水土保持功能维持的可持续消耗模式，定量解决这一科学问题对于合理调整消耗模式并减轻环境影响具有重要科学意义。未来研究工作将在进一步考虑气象、土壤地带性差异的基础上，研究生态系统服务消耗下环境效应的过程机理，形成样带尺度和区域尺度生态系统服务消耗及其环境影响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应用体系。
消耗结构和格局的变化除了对土地质量产生影响外，还对土地数量带来影响。在土壤质量一定的情况下，生产食物所需土地数量由人口数量和消费结构决定[25]，并由此得出结论，未来消费结构变化将取代人口增长而成为决定食物生产土地面积的重要因素。在我国西北泾河流域上游的固原市研究证实（表1），由于消耗肉类较少，当地生产肉类所需土地面积仅占总耕地面积的5.7%，低于全国平均数（8.4%），表明尚有一定空间来提高肉类消费水平，但这取决于当地收入提高水平、意愿、文化习俗等等社会因素[26]。
基于人类消耗及其变化的相对不固定性和耕地资源的有限性，实际中需要明确掌握满足人类基本消费需求的最小土地面积。“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定义为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一定食物自给水平和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条件下,为了满足每个人正常生活的食物消费所需的耕地面积[27]。最小人均耕地面积由食物自给率、食物消费水平、食物综合生产能力等因子决定。研究结果揭示出,相同消费水平可能需要的土地面积不同。如我国东部地带由于耕地资源流失严重，导致人均耕地面积剧烈降低，因其自然、经济、技术条件的限制，耕地生产力水平较低且提高缓慢，人均消费所需耕地面积较大,致使耕地仍然承受了与东部相当的压力。因此得出,对东、中、西部应采取不同的耕地调控对策。
消费结构变化同样对水资源产生影响，主要表现在对生产产品和服务时的耗水以及水资源产能等方面。相关研究表明[26]，在1961年-2003年期间，我国人均消费变化明显，其中，谷物和根茎类消费呈现下降趋势，蔬菜水果、动物产品、酒类等增加，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引起了能量摄入增加，并伴随着人均食物消费的水资源需求增加和水资源产能降低[28]（图3）。
自然生态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相互作用反映在各种不同的尺度，如从很小的范围和很短的时段到很大的范围和很长的时段，局地的小尺度上人类活动可能会在更大尺度上导致大范围变化，针对大尺度格局建立的评估模型在小尺度应用则会影响其结果的精度。在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中很少存在某一个理想的尺度能够同时满足多个评估目的的要求，需要利用多尺度结合的途径同时开展评估，以便找出生态系统重要变化动态[2]。已有研究表明，在多尺度综合评估中，与尺度有关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确定、分析与理解不同尺度之间的联系。目前最常使用的方法是先在不同尺度上对有关过程进行分析，然后研究其与不同层次结果的关联性。
多主体建模方法（ABM,Agent-BasedModeling）能够采取自下向上的研究思路，通过考察大量个体行为在限制条件下的运行和演化过程来展现这些个体行为在总体上的规律和轨迹。在该方法中，agent一般代表社会系统的独立对象，如人、家庭、机构等，通过模拟这些独立对象在对应自然空间的活动及其与自然空间的相互作用，来揭示经济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规律。ABM方法的模拟区域较灵活，从乡村到城镇[29]，从小尺度到大尺度，均可运用该方法。其应用领域也较为广泛，近年来已经逐渐在土地资源利用、生态系统管理和保护等领域开展应用研究。多主体建模方法从个体到总体，从微观到宏观的涌现特性使其成为跨尺度研究的理想工具。这一方法将对研究社会-生态系统中不同尺度间生态服务与消耗的互动关系，实现生态服务消耗跨尺度模拟，探索生态系统可持续利用和适应性管理措施有重要应用前景[30]。
生态系统服务消耗研究多基于以农户为基本单元的数据采集与分析，主要方法包括长时间序列、高精度的行政区社会经济普查和统计数据分析、大量入户问卷调研、参与式社区评估(PRA)、参与式影响评估(FoPIA)、焦点组访谈(FGD)等方法。因此，为了满足不同尺度研究的需求，往往需要建立多尺度计量方法。当前和今后的研究将主要依据农户尺度生态系统服务消耗模式与梯度形成机制，发展生态系统服务消耗多尺度计量方法，解析农户尺度生态系统服务消耗模式与梯度形成机制与栅格单元-县域单元-区域尺度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轨迹与特征的内在联系；以生产力模型GLO-PEM和VPM模型为基础，融合基于农户生态系统服务消耗机理，定量估计与表达生态系统供给与生态服务消耗的时空动态，发展多尺度生态系统服务消耗计量方法。在此基础上，基于ABM理论，解析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消耗主体构成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具体内容包括典型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消耗的历史重现；以保护环境为偏好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消耗的多情景模拟，把调查获取的典型区当前的各种要素条件加入模型；以提高以主体生活质量为偏好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消耗的多情景模拟，把各主体的活动偏好改为提高农牧户家庭主体和单个主体的生活质量，调整模型运行环境，分析各因素变化对主体生活质量和生态系统质量的影响；寻找主体生活质量和生态系统服务质量平衡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消耗方式的多情景模拟；推理典型区生态系统服务合理消耗的适应性条件，构建生态系统服务合理消耗与可持续消耗模式模拟平台；分析不同生态服务消耗情景下区域尺度生态系统服务消耗模式及其环境影响。提出生态系统服务合理消耗的农牧户、个人、政府、企业的应对方式，为实现动态可持续的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提供支持。
